社会运动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也符合一种负反馈的机制，通过这种负反馈的斗争过程，人类能够逐步实现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理想。限于篇幅，对其内在关联机制就不展开论述了。
作为一种乌托邦构想、一种未来社会发展的整体策略，吉登斯的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的理想预设，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纲领。作为一名具有世界眼光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吉登斯深谙政治的价值所涉、内在意义以及对指导人类实践和生活的重要性，正是在一种政治纲领和政治诉求的意义上，吉登斯把他的超越的现代性的价值理念称作激进政治纲领，由此可见政治对于吉登斯的首要性。这就是说，吉登斯把他的乌托邦的现实主义的理想预设政治化了，因此，实现他所说的乌托邦的理想就是践行一种政治纲领，它的落实需要从各不相同的地方开始，需要从人的现实生活和理想追求切入。这是一个必须和必要的逻辑展开过程，是在人类实践中缓慢实施的过程。地方的政治、生活的政治、理想的政治是内在关联的。
吉登斯的乌托邦政治纲领认为，“一方面是由诸国家体系的反思性自身所固有的权力集中化倾向，另一方面却是各特定国家所具有的维护其主权的倾向”①。随着国家间的合作不断加强，国家联盟等世界性组织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地方主义的兴起，地方要求自治和获得更多权力的倾向性突出。地方政治并不是现代性的产物，只是到了现代性阶段，地方政治的表现日趋活跃。吉登斯认为，在一种时空分延的现代性社会关系体系中，一极的事件(或现象)会在另一极上产生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个连接地方和全球的纽带——现代性的风险，运用吉登斯的解释就是现代国家权力运用中所形成的一种高风险的世界性危险。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当民族—国家把全球每一个角落都划归所有的时候，任何决定及其后果都不能同其脱离干系，而这一切又都与国家权力有直接或间接的正相关关系。